近期，针对5G建设政策层面的鼓励接连不断。2月22日，工信部召开“快速推进5G发展、做好业复工复产工作电视电话会议”，相关会议与文件，对5G发展提出明确要求。此外，国家广播电视总局3月2日在京召开电视电话会议，启动全国有线电视整合和广电5G建设一体化发展工作。中金公司预测，随着5G标准的完善和SA独立组网技术的成熟，5G建设将逐步提速，2020年全年建设基站数量或突破70万，并且在2021年和2022年继续明显增长；同时，政府层面有望继续出台一系列支持5G建设的优惠政策，包括资金支持、建设支持和用电支持。投资机会上，该机构觉得，5G网络的快速扩张将会推动5G业务和应用的快速普及，从而带动数据流量快速地增长，配套网络站点平台服务需求也会随之提升，数据
大数据中心也是政策大力推动的新基建方向。有关数据显示，2019年我国IDC市场规模达到1560.8亿元，同比增长27.1%，远高于世界中等水准（约11%）。平安证券觉得，数据中心建设的加快将倒逼服务器等设备需求，有突出贡献的公司将受益。国内数据中心项目会出现快速增加，尤其是一些绿色、大型或者超大型的数据中心会增多。地域结构上看，北上广深地区由于政策限制增长空间存在限制，但周边省市数据中心新建、扩建的投资需求将会显著增多，另外一些环境适宜、电价优惠、土地资源相对充裕的地区，西北、西南等，数据中心数量也会有较大的增长潜力。
投资机会上，平安证券指出，随着新基建的推进，无论是公有云还是私有云建设都会提速，数据中心新建和扩容步伐会加快，相关设备及服务的需求也会快速增加。公有云方面，建议关注在核心城市有着较强资源实力的数据中心企业光环新网；私有云方面，推荐有着较强市场影响力的紫光股份、中科曙光，同时建议关注深信服在超融合市场上的表现；服务器厂商建议关注浪潮信息等。
近期，国网发布《2020年重点工作任务》，强调年内核准南阳-荆门-长沙、南昌-长沙、荆门-武汉、驻马店-武汉、武汉-南昌特高压交流，以及白鹤滩-江苏、白鹤滩-浙江特高压直流等工程。中金公司指出，电气设备逆周期属性明显，而国网在2018年底重启特高压有望带来2000亿元左右的投资体量，核心设备弹性约610亿元。而国网发布《2020年重点工作任务》后，预测特高压仍有约1000亿元的投资体量与约300亿元核心设备订单等待释放。特高压作为新基建重点板块，全年成长空间与趋势确定。
东吴证券指出，2020年电网投资基调：“稳中求进”。预计今年国网投资可能不降反增，将明显的超预期，长期看维持在4500-5000亿；未来电网投资以效益为先，电力物联网、电力芯片、特高压、配网建设等有利于电网降本增效、长线发展的领域仍有结构性增长。推荐国电南瑞，建议关注：长高集团、平高电气、许继电气、炬华科技、国网信通、长缆科技、中国西电、远光软件、林洋能源、海兴电力等。
中金公司指出，中国充电桩目前共保有121.9万根，其中公共桩51.6万根，私人桩70.3万根。认为“新基建”对充电桩的建设驱动主要在以下几方面：
1）驱动公共桩建设提质且区域均衡发展，直流桩占比将持续提升，省份间差异有望缩小。
新时代证券觉得，根据《新能源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规划（2021-2035年）》（征求意见稿）规划，到2025年新能源汽车销量占汽车销量的25%左右，保守预计新能源汽车销量700万辆左右。以新能源汽车保有量 2000万辆、车桩比1:1估算，需要的充电桩数量约1880万台，充电设备市场空间约2800亿元，充电和服务市场将约400亿元。充电桩的加速投资将拉动充电设备需求明显地增加，带动相关产业链公司收入和利润增长。
该机构认为，新能源汽车充电桩受益于本轮新基建的启动，看好技术优、市场应用积累深的充电桩设备生产企业，长期看好充电桩运营企业，推荐特锐德、科士达。
按照工信部的规划，中国工业互联网发展将按照“三步走”的战略推进，2025年属于第一个规划期，重点是进行工业互联网基础设施和平台建设。平安证券指出，工业互联网作为国内“新基建”的代表，也是近年来国家政策引导和发展的重点，在疫情期间中央政治局常务会议上也在要求加大对该领域的投入力度，行业将进入发展的快车道。该机构预计，行业从网络基础设施到平台，再到应用甚至是安全等各环节均将受益。从计算机行业角度看，主体业务大多分布在在平台厂商、集成商以及部分安全企业上，其中平台企业发力更早，而且正在一些垂直行业的标杆企业中得到应用，凭借着对国内工业公司和所在行业的深度了解，未来未来市场发展的潜力十分广阔。覆盖标的中，该机构建议着重关注用友网络、太极股份和启明星辰等公司。
华泰证券指出，财政较好的省份2020年交通基建投资有望持续增长。据各省交通运输工作会议，2020年交通基建投资规划区域分化仍十分明显，认为2020年财政实力较强省份交通投资较高的增长目标有望带动全国的交通投资继续实现稳健增长，十三五目前高速公路建设进度相对滞后，各省市2020年公路投资有望加速，华东等地的交通投资高增速目标有望助区域内基建设计、工程龙头基本面持续超预期。
近期，政策也在不断加码AI领域发展。教育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近日发文，指出要依托“双一流”建设，深化人工智能内涵，构建基础理论人才与“人工智能+X”复合型人才并重的培养体系，探索深层次地融合的学科建设和人才教育培训新模式，着力提升人工智能领域研究生培养水平，为我国抢占世界科学技术前沿，实现引领性原创成果的重大突破，提供更充分的人才支撑。3月3日，科技部等5部委印发《加强“从0到1”基础研究工作方案》，重点支持人工智能等重大领域，推动关键核心技术突破。
新时代证券指出，2019年9月，《国家新一代AI创新发展试验区建设工作指引》提出推进人工智能基础设施建设，到2023年建设20个左右试验区。如今，我们国家的人工智能技术已运用于智能安防、医疗、金融和教育等领域。根据前瞻产业研究院预测，2020年我国AI市场规模增速45%，远超全球市场规模增速水平。
作为数字化的经济的发展基石、转变发展方式与经济转型的重要支撑，“新基建”的加快推进本就是经济高水平发展的应有之义。疫情带来的变化和影响，更凸显了其紧迫性与重要性。
“新基建”是稳投资、扩内需、拉动经济稳步的增长的重要方法。经过连续多年大规模投资，交通、能源、水利等传统基建领域的存量基数已经很高，再维持快速地增长并不现实。与之相反，面向未来的“新基建”却是刚刚起步、空间巨大。据预测，单是5G网络，到2025年的建设投资便将累计达到1.2万亿元。尽管眼下“新基建”的投资规模还比不上传统基建领域，但后劲十足。前不久，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召开会议，指出“加快5G网络、数据中心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进度”。可以预计，“新基建”将逐步带动数字化的经济的繁荣，不断孕育新的建设需求，进而撬动更大规模投资、形成正向循环。
“新基建”也是促升级、优结构、提升经济发展质量的重要环节。近年来，我国始终致力于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机遇，全力发展数字化的经济，推动产业优化升级。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加快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将会使得5G手机、车联网终端、智能家居等新产品更受市场青睐，“栖息在云端”的新技术更有用武之地，也将加速信息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层次地融合，使我国产业的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转型步伐更加稳健。
总的看，加快建设新型基础设施，不仅有利于扩大有效投资、带来新的经济增长点，还能助力实体经济转型升级、激活发展新动能，可谓一举多得、正当其时。同时，我们也要把握“新基建”与传统基建的异同点，科学施策、精准发力，把步子迈得又快又稳。
何为“新基建”？2020年4月20日，国家发改委明确将“新基建”的范围界定为信息基础设施、融合基础设施、创新基础设施三个方面。信息基础设施包括以5G、物联网、工业互联网、卫星互联网为代表的通信网络基础设施，以AI、云计算、区块链等为代表的新技术基础设施和以数据中心、智能计算中心为代表的算力基础设施等。融合基础设施主要是指深度应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支撑传统基础设施转型升级，进而形成的融合基础设施，如智能交通基础设施、智慧能源基础设施等。创新基础设施主要是指支撑科学研究、技术开发、产品研制等具有公益属性的基础设施，如重大科学技术基础设施、科教基础设施、产业技术创新基础设施等。从新基建的内容指向上看，基本涵盖了第六次技术革命浪潮中的新兴起的产业，从“一智一网”到新能源和新交通。这些新基建领域的基本特征是：第一，产业链涉及范围广。如5G建设包括了芯片、器件、材料、精密加工等硬件以及操作系统、云平台、数据库等软件；特高压涉及直流特高压和交流特高压，交流特高压又涉及高压变压器、互感器等数十个产业。第二，产业间的协同效应强。如5G、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云计算、边缘计算以及数据中心之间也存在着强烈的相互需求，产业间的互为需求将形成一种产业间的循环拉动效应，有助于提升产业竞争力。第三，渗透效应强，新基建在拉动新经济形成规模的同时，对传统产业尤其是传统制造业也将产生渗透效应。
新基建对“引爆”以数字化的经济、纳米技术和新能源为代表的新一代技术革命浪潮具有不可或缺的基础性作用。从第一次工业革命以来，每一轮技术革命浪潮都是多部门的协同性爆发增长，而不是个别产品和部门的单点突破。其中，生产廉价、及时且被普遍需要的关键要素产品的，被称为动力部门，如铁、煤、石油、芯片等；大量使用关键要素作为生产投入的被称为支柱部门，如蒸汽机、内燃机、汽车、计算机等；而围绕着动力部门和支柱部门衍生出的有关部门则被称为引致部门，如各种修理服务、批发零售等。但这些部门之间能否形成互为需求的产业协同，并不仅仅取决于关键投入部门的突破性进展，也取决于与这一轮技术革命浪潮相适应的基础设施的完备性，如交通运输和信息通讯基础设施等。正是依赖于基础设施部门的支持作用，每一次技术革命浪潮的技术、产品和服务才能从潜在的可能性变成现实的经济活动，才能实现从局部到整体的扩散。
作为重要的基础产业和新兴起的产业，“新基建”不仅对应着巨大的投资需求，也对应着巨大的消费需求，是实现中国经济高水平发展的重要引擎之一。例如， 5G基建不仅需要大量的无线主设备和传输设备，如光模块、基站射频，其终端产品也具有广泛的消费需求，预计 2020-2025年5G可直接拉动电信运营商网络投资1.1万亿元，拉动垂直行业网络和设备投资0.47万亿元。与此同时，5G建成后可实现多场景结合，如超高清流媒体（视频、游戏、VR/AR等）、车联网或无人驾驶、网联无人机等，其商用将带动1.8万亿元的移动数据流量消费、2万亿的信息服务消费和4.3万亿元的终端消费。
基础设施有着非常强的正外部性，一般投资规模巨大、投资周期长，且往往涉及多部门协调和互补性投资，因此在每一次技术革命浪潮中，这类公共物品通常由政府投资或主导供应。美国经济史的研究表明，在第一次工业革命的蒸汽铁路时代，通过《宅地法案》，美国政府在1850—1870年的20年时间里，将美国大陆面积的7%免费划拨给了铁路部门，用于发展铁路和开发西部，其结果是，1870-1900年，美国总铁路英里数增加了4倍。在第二次工业革命的电气化时代，尽管美国城市供电的输电线路由私人企业出资，但在意义更为深远的郊区化过程中，电网线路则是由联邦政府通过农村电气化管理局出资建设的。在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摩托化时代，美国政府出资承建了造价约250亿美元、总长达4.1万公里的洲际公路系统，使美国的生产力在20世纪50年代提高了31%，60年代提高了25%。中国数字化的经济的加快速度进行发展，同样也遵循了这一逻辑。正是国家主导的卫星系统、移动互联网、4G网络等电信基础设施的建设，才使中国的移动支付、门户网站和电子商务等数字化的经济得以快速的提升，不仅极大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提高了生活的便利程度，也通过渗透效应促进了传统部门的信息化。
新基建之新，不仅在于投资领域集中于新部门，而且相较于有形的设备投资，科学的制度体系建设同样也是新基建的题中应有之义。从某一种意义上来说，适应新经济的制度体系的建设和完善更重要，无论是从其公共物品属性还是从其全方面促进经济发展的效能上而言，都堪称一种“制度基础设施”。通过制度创新，不但可以使新基础的投资更有效率，也能解决新经济发展中的各种制度性瓶颈，从而有效地提高基础设施建设乃至整个新经济部门的效率。20世纪20年代，美国政府强制推行工业产品度量体系，规定了各种产品零配件的标准化尺寸，这一制度措施为日后的福特制大规模生产奠定了基础，美国在二战期间的大规模武器制造和战后黄金三十年的繁荣，都与这一制度体系有着直接的关系。
新基建的意义不仅在于通过提供基础设施推动相应的新经济部门加快速度进行发展，更重要的是使经济社会不相同的领域，使更多的国民获得普遍化的新经济红利。在此轮技术革命浪潮中，数据无疑是最为关键的生产要素，但数据要素具有特殊属性，不能简单套用之前任何一种生产要素的激励和约束规则。数据要素存在互补性和专用性，也存在规模经济和外部经济，有效的数据往往依赖于多主体的系统生成，其生产效率既依赖于基础设施的匹配程度和建设水平，也依赖于企业的创新投入，其生产和使用效率往往涉及多个产权主体和多种异质性数据，既要避免数据垄断，打破数据壁垒，又要激励创新性的数据生产和数据使用。如何通过适宜的制度建设和制度创新，如数据要素相关的产权制度、数据的标准体系、数据的安全监督管理体系等，扩大数据要素的正外部性，提高数据生产和数据综合利用的效率，是放大数字生产要素效能的根本保证。
以人工智能、大数据、生物科学技术为代表的第六次技术革命浪潮所对应的新型基础设施基建不仅在具体项目和对应领域上不同于传统基础设施，而且其系统复杂程度也完全不同于历史上的公路、电网、航线，其具备最终基础设施功能的产品往往混合了公共物品、私人物品和准公共物品的多种属性。严格区分新基建项目中投资领域的经济属性，实施精准高效率建设，是提高投资效率避免重复建设和挤出效应的关键。以新基建的5G基建为例，基站、规划属于公共物品，应由政府投资，但终端运营、5G手机就不属于公共物品，应由企业投资。工业互联网涉及工业控制、工业软件、工业网络和工业信息安全，涉及门类广、产品多，针对不一样的行业在人机一体化智能系统上软硬件难以实现有效的互联互通互换的难题，政府更应着力于制度这种“软”基础设施的建设，如工业APP的标准制定、工业互联网的平台建设等，通过制度创新解决标准体系、知识产权、开源开放等发展瓶颈。
新基建之新，还在于为提高中国经济的强度和韧性提供了新机遇。经过70多年的发展，中国慢慢的变成了世界上最大的制造业国家和工业门类最为齐全的国家。但在规模逐步扩大的过程中，也暴露出产业基础薄弱、产业协同性不强、产业链附加值低的弊端，核心技术和知识产权受制于人，既在经济安全上削弱了中国经济的安全“强度”，也影响了产业链、供应链的“韧性”。这一困局也出现在新基建领域中，以工业互联网为例，当前高端PLC、工业网络协议市场、高端工业软件市场等仍被国外厂商垄断，边缘智能和工业应用开发等关键技术瓶颈突出。而新基建蕴含的巨大投资规模和产业协同效应，为锻造中国经济的强度和韧性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也为实现关键技术和关键产品的自主创新这一目标提供了有利条件。如何协同国内企业创新资源，引导创新集聚和需求拉动，同样也需要新基建出“新”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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